记得梁启超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中国人不懂得欣赏《楚辞》就枉为中国人。”今日亦如此，如果我们不懂得唐诗宋词、不了解传统文化，那就真叫文化无根了。所以我们家庭、学校、社会在强烈关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同时，我冀望，尤以新闻媒体迫，一定要牢记我们祖先留给我们血脉续传的家国情怀精髓。没有国，哪有家；既无家，又何我？家国情怀是历代士子书生冥冥之中的一种历史责任，更是一种人生担当精神与时代使命。
回望1904年，原京师大学堂有一位年轻老师叫林传甲，他当时自筹经费花了半年时间写出一部《中国文学史》，这就是中国近代鼎鼎有名的第一部文学史。1917年，他愤于“外人谋我之急”，又在中国地理学会发起编纂《大中华地理志》，以便国家明“地理”，此“志”情怀历史可鉴。从此，他在“国内多故，人心摩宁”的困境中，发愤遍游各地，以完成全国省区志为己任，而这个林传甲正是我们今天的福州人、当时称为侯官县。稍后时期，严复先生也曾说过，中国国民素质有三大弱点，民力民智民德。而我认为，严复先生所讲民力应该指国人的生物性生命力，而民智则是我们现在正在大力提倡的全民素质教育，至于最后那个民德，如果单单理解为国民的道德品格，也许会狭隘了点，少星认为严复先生所指当时民德羸弱，还应该加上一些国民信仰缺失、国家情怀淡漠、不尊重人道主义、科学精神、他人尊严等等有关。
我们为何要有这样一种情怀渴望。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机会，在无限的宇宙时空之中，宇宙运动是永恒的，而我们这个偶然间一瞬能出现在这个无限的永恒之中，是多么多么的微乎其微，甚至几乎不可能。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出现了，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那么我们每个人为何不尊重我们自己这个奇迹，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这也是对我们生命最大的尊重。正如苏轼写《逍遥游》和《齐物论》中之“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的“姑射神人”与“栩栩然”超然物化的“梦中蝴蝶”之语言的庄子一般，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然旷观的精神，满斟人生豪迈情怀。在我国北宋时期，当时名臣往往于其文章德业以外，还在一些诗词作品中流露出这样一种情怀信仰境界。早期如晏殊及欧阳之词，其中蕴含性情深远幽微之意境，折射出的则是作者的一种内心情怀倾诉。从五代的《花间集》，一直到苏轼等人的出现，这种用世之志意与旷达之情怀，即如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之一首《定风波》词，“照野弥弥浅浪”之一首《西江月》词，“大江东去”之一首《念奴娇》词、“夜饮东坡醒复醉”之一首《临江仙》词，再到后来苏轼要离开黄州时，他所写的“归去来兮”之一首《满庭芳》词，都将苏轼的家国情怀显露无疑。诗词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饱含情怀信仰的，还有杜甫那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此时关心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就是杜甫的情怀渴望。
展开剩余61%清代词人张惠言在《词选序》里说词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为何诗词能以相感动，正在于短短几句，则蕴含着一个人一生、甚至一个国家民族一世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希求，这种情怀信仰为历代中国读书人所以求。正如香港饶宗颐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平议》里说：“‘不辞镜里朱颜瘦’，鞠躬尽瘁，具见开济老臣怀抱。”诸葛亮帮助刘备开创蜀汉，所以是“开济”，冯延巳的父亲帮南唐烈祖开创了南唐基业，冯延巳作为中主的宰相，“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他为此日日忧虑又无可奈何，但冯延巳并没有逃避，他说他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力以赴。这也是古时的一种家国情怀渴望。
而在中国词人里面，晏殊当属最有哲思的一个。晏殊的诗词不但有感情，更有对人生的反思，对国家的情怀。他“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一张一弛之间，表达的是一种更深的对国家深思之忧。相对于冯延巳和晏殊两位，欧阳修在《玉楼春》中是这样表达他的情怀的，“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送目。北枝梅蕊犯寒开，南浦波纹如酒绿。 芳菲次第还相续。不奈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歌黛蹙。”欧阳修当时虽不是宰相，但他也做到了很高的官，所以在他的诗里面，我们看到了他的情怀之志。他说，我盼着春天珍惜春天，就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春天，不能辜负了这美好的春天，而不为国家多做些事。欧阳修还说：“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花开时就好好的欣赏它爱惜它，这样我对得起花，花也对得起我。欧阳修将花比作人生，告诉我们人生如花，一定要开的绚烂美丽，才算开过，为国家多做贡献才不枉此生。明代陆时雍在其《诗镜总论》中有这么一段话，“诗有灵襟，斯无俗趣”，“襟”就是情怀，也可以说是灵心，一个人如果有情怀、有灵心，这样你就不会落入“俗趣”。“有慧口，斯无俗韵矣。乃知天下无俗事，无俗情，但有俗肠与俗口耳”。
这就像人和动物之分，二者生物性需求相同，但人有情怀品格，认为后者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也就是说，情怀属于一个人的精神价值的尊严所在，人有何种情怀，即可认为有何种精神价值追求。关于这一点，康德说的比我们透彻，他认为，人一方面属于现象界，具有感性，受制于自然法则，追求物质幸福，另一方面属于本体界，具有理性，能够为自己建立道德法则，精神境界，情怀世界。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高低，就在于这个人给自己情怀世界的立法资格。因此，我们现在强调德才兼备，强调在庞大客观知识论面前，还站着一个更加强大的情怀世界。爱因斯坦把这种渴望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并认为所有知识论的最高动机正是这种宇宙宗教感情，到了这一步，头脑和灵魂便相通了，科学和哲学、艺术、法律、经济学都将融为一体。事实也却是如此，不管是人类科学家还是其它文明生物科学家都是怀着揭示宇宙最高秘密的心愿而度过实验室里的日日夜夜，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科研精神，实质属于这种情怀渴望。
情怀渴望是指人对超出生死以上的意义之寻求，与低级理性相比，正在于动物也有追逐食物满足生命生存的认识能力，但动物却没有超越生存性的信仰追求、情怀渴望，没有升华对生命的尊重，对精神价值的不懈努力，也许动物某些时刻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头脑，比如合作狩猎，但他们永远不会有灵魂的救赎，神圣情怀信仰。通过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人生其实有两个生活，一个是肉体生活，另一个则是渴望情怀生活。肉体生活在于外在性和目的性，渴望情怀生活在于内在性和神圣性，渴望情怀并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正是那种功不必有我，而是对真理本身的探究，对宇宙规律的热爱与追寻。之前国人常常叹息，中国为何产生不了世界性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和音乐家、科学家，吾肤浅认知，就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过多的沉沦于物质世界功利性的外在生活当中，却很少有人认真的去过那种内在的信仰追求情怀渴望生活。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言语》里记载了谢安和王羲之这样一段对话，“谢太傅语王右军曰”，谢太傅就是谢安，做官做到太傅，王右军就是王羲之。谢安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年纪大了，每逢跟亲友分别，都会一连几日心情不好。王羲之回答说：“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王羲之说，我们都老了，人生要靠音乐来宣泄我们的感情，陶冶我们的情怀。正是有了这种人生情怀，柳诚悬才百写不厌王羲之的《兰亭序》；正是有了这种人生情怀，清臣颜真卿《祭侄文稿》和《争座位贴》才成为千古名篇；正是有了这种人生情怀，五代山水画家荆浩才将江山从心里流露出笔端；正是有了这种人生情怀，辛弃疾才有《菩萨蛮》中“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的忧国忧民之心。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对这种人生情怀的渴望，正如某位领导人说，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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